沒有什麼能打擊我的情緒。即使是警察敲車窗，或者她要求額外的現金來延長時間，因為我的 Zoloft 讓我無法完成。 但有一次我們休息了一下，我不知怎麼地開始了一場存在主義虛無主義的長篇大論，談論著什麼都不重要，而她要求我把她送回無家可歸者收容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