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对此深有感触。学习科学可能会让你产生一种夸大的感觉，认为做科学会定期产生明确的答案。但一旦你真正开始做科学，你会很快意识到，明确的答案是例外，即使在严格的实验设计下也是如此。 自然的复杂性意味着你提出和测试的问题通常只会得到部分答案，更常见的是会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，直到你进行实验时才意识到这些问题。 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一件好事。这意味着作为科学家，你永远不会缺少追求的问题或进行的实验。但这也意味着，宣泄式的“发现！”时刻是稀有的，并不是每个科学家都会经历这些。大多数科学家很快学会舒适地接受永远无法完全知道答案的事实。 另一方面，科学记者通常从未真正做过科学，因此他们缺乏真正科学家所获得的谦逊，正如哈耶克所观察到的。我认为这有助于解释我们在左派中看到的许多现象。左派人士常常自认为科学精明，这可能导致他们接受科学记者和激进科学家传达的简单叙述。 我想到的一个这样的叙述是人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“性别认同”的想法，通常被框架为一种“脑性别”。支持这一信念的研究并没有证明所声称的内容，而其支持者缺乏谦逊，无法理解建立任何接近他们所主张的内容所需的巨大证据负担。